10月6日，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揭晓。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迪尔和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因在外周免疫耐受领域的开创性发现——成功鉴定出调节性T细胞（Treg）并揭示了免疫系统如何被调控以防止自我攻击，获得这一奖项。根据评审委员会的颁奖词，上述3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回答了“我们如何控制自身的免疫系统，使我们能够对抗所有可以想象的微生物，同时仍能避免自身免疫性疾病”。

　　访谈专家：

　　中国免疫学会科普与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军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 于益芝 教授

　　中国免疫学会科普与教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月丹 教授

　　北京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 何菁 教授

　　■健康报：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后，不少业内外人士感叹“果然”还是属于免疫。在此之前很多预测文章提到的几个热门猜想，也包括免疫领域的科研成果或创新疗法。怎么理解和评价这次的诺奖结果，以及“免疫”在诺奖评审中的热度？

　　于益芝：在我看来，这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在调节性T细胞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3位科学家，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调节性T细胞的发现和功能研究是近30年来免疫学领域和医学及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成果。这3位科学家的获奖是实至名归，可喜可贺！

　　从1901年诺贝尔奖授予德国免疫学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免疫学成果和免疫学家获奖了。有一个获奖规律值得关注：从1901年到1999年的近100年间，平均每10年就有一项免疫学成果及免疫学家获奖，在众多学科里，这种获奖概率已经很高了。从本世纪初开始，免疫学成果及免疫学家获奖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从上世纪的10年缩短到后来的7年，又从7年缩短到5年，再从5年缩短到现在的3年，说明免疫学成果和作出贡献的免疫学家对于医学发展的贡献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受到认可。当然，还有很多免疫学家和他们的成果达到了诺奖水准，可以这么说，这些免疫学家和他们的成果在排着队等着获奖。这些也说明，作为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支柱性学科的免疫学十分重要。

　　王月丹：免疫学和神经生物学是21世纪发展最为迅速的生物医学学科。特别是免疫学，在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领域中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免疫学的医学应用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改善。进入21世纪以来，有200种以上的单克隆抗体药物获得各国管理部门批准应用于治疗癌症、自身免疫病、过敏性疾病、移植排斥反应和炎症性疾病的治疗，越来越多的细胞免疫治疗也被应用于癌症和移植排斥反应的治疗，为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益处。同时，在经济上，阿达木单抗、mRNA疫苗和PD-1单抗等近年来相继在全球药物销售额排行榜上拔得头筹，每年单一品种的销售额达到百亿美元。

　　■健康报：此次获奖的研究——“外周免疫耐受”，其科学和临床价值有哪些？

　　于益芝：由于调节性T细胞在外周免疫耐受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诺奖成果也界定在“外周免疫耐受”的范畴。所谓免疫耐受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机体的免疫系统对于自身的组织成分不会发生特异性免疫应答，因而也就不会攻击自身的组织器官。在此过程中，调节性T细胞就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是免疫学核心理论之一，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如果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受损，免疫耐受的稳态被打破，机体的免疫细胞很可能攻击自身组织成分而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异常强大，机体的免疫功能会被抑制，就容易出现感染和肿瘤。根据这些机制，不仅可以解释疾病的发生机理，还可以提出疾病的防治策略和方案。

　　王月丹：“外周免疫耐受”为很多免疫紊乱性疾病，例如，为癌症、自身免疫病、过敏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可以通过抑制调节性T细胞功能，解除其对人体抗肿瘤免疫的抑制作用，从而可进行癌症治疗；也可以通过提升调节性T细胞的作用，让人体恢复对自身抗原或者过敏原的免疫耐受，用来治疗自身免疫病、过敏性疾病和抑制排斥反应。

　　何菁：“外周免疫耐受”机制揭示了机体维持自我稳定的关键环节——调节性T细胞（Treg）通过FOXP3主导的信号网络抑制异常免疫反应，防止自身免疫与炎症失控。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如何“抑制免疫”，而这一发现让医学界开始思考如何“重建免疫稳态”。

　　从临床角度看，外周免疫耐受机制——以Tregs为核心的主动调控系统——的价值在于其桥接了免疫“启动”（效应T细胞激活）与“刹车”（Tregs抑制）的动态平衡，避免了传统“中央耐受”模型的局限。这一机制为多种自身免疫病、移植排斥及炎症性疾病提供了新的靶点和策略。Treg功能障碍可解释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的耐药与复发现象；相应地，通过IL2信号通路或代谢通路增强Treg活性，可以实现免疫系统的“精准校正”。这为我们设计低剂量IL-2、代谢调节、细胞治疗等创新干预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标志着临床免疫学从单纯免疫抑制向“稳态再建”转变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前，多个Tregopathy模型（如FOXP3、IL2RA、STAT5B、CTLA4或LRBA突变）已成为验证外周耐受机制的人体“自然实验”，而这些发现正在直接推动以基因修复为核心的临床探索。例如，利用CRISPR/Cas9技术将功能性FOXP3 cDNA导入患者造血干细胞，已在小鼠和体外模型中成功恢复Treg发育和免疫抑制功能；CTLA4或LRBA缺陷患者的外周T细胞基因纠正研究也已进入早期临床验证阶段。这类“根源性干预”可望在重型免疫调节障碍（如IPEX综合征）中实现长期免疫耐受重建。更重要的是，这一思路为常见自身免疫病提供了新的启发——未来或可通过基因编辑、Treg重编程或CARTreg技术，建立个体化、可持续的免疫稳态重建策略，实现从“控制炎症”到“纠正免疫本源”的转变。

　　■健康报：在您关注的领域内，我国有哪些重要的、正在推进的相关研究，以及在进展或已经落地的相关临床应用？

　　于益芝：由于国家的重视、投入的增加及我国免疫学工作者的努力，近年来我国免疫学工作者在免疫学研究和应用方面成果颇丰。比如，CAR-T疗法在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方面的尝试就受到广泛关注。此外，在树突状细胞、NK细胞、Th17、调节性B细胞等免疫细胞以及某些免疫分子的功能及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工作也已受到国际关注和认可。

　　王月丹：调节性T细胞是目前国际上免疫学研究的热点，国内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调节性T细胞及其在医学上的应用。例如，2025年8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黄晓军院士首次在健康人体内鉴定出天然存在的CD8﹢调节性T细胞前体，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防治提供了新靶点等。

　　何菁：我国在调节性T细胞相关临床转化研究中已处国际前沿。我们团队率先开展了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的低剂量IL-2临床试验，验证了通过选择性激活调节性T细胞实现SLE、干燥综合征和类风湿关节炎免疫稳态恢复的安全性和疗效，并形成了专家共识与指南建议。同时，我们还探索丁酸菌等肠道菌群通过短链脂肪酸调节Treg代谢与功能的作用，揭示维持外周耐受的机制，为精准干预提供新的组合策略。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多个改构的IL-2治疗免疫病和变应性皮炎等免疫调节药物研究管线。对患者而言，这些研究意味着未来可实现免疫功能的生理性恢复，减少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依赖，改善长期生活质量，并为难治性自身免疫病提供新的治疗希望。

　　■健康报：在您看来，医学科研工作者可以从此次诺奖中得到哪些启发？

　　何菁：此次诺贝尔奖给人最大的启发是“免疫系统的核心任务不是攻击，而是平衡”。临床与科研工作者应从炎症抑制转向免疫稳态重建，以调节性T细胞为核心建立新的疾病分层与治疗框架。未来，研究应更注重机制—临床—监测一体化。外周耐受通路可与代谢、免疫检查点及微生态调控协同作用，构成“信号—代谢—检查点”三支柱的免疫稳态重建策略，为精准免疫治疗开辟了广阔空间，还有可能提供了新的生物标志物与疾病分层依据。

　　总体而言，这次获奖不仅是基础科学的突破，更为我国的精准免疫干预、临床免疫药物研发及疾病分类提供了清晰方向。

　　王月丹：本次诺奖再次授予了免疫学研究，说明免疫学在现代生物医学研究与应用中的重要前沿地位，提示我国及我国科学家应该加大免疫学研究的投入和支持力度，聚焦免疫学前沿进展，争取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并尽快进行转化，为提升医疗健康服务水平作出贡献。

　　于益芝：此次调节性T细胞相关成果获得诺奖提示我们，医学科研需扎根于基础研究，通过系统性探索揭示疾病本质，进而找到疾病防治的思路和方案，也提示科研人员应注重基础理论的积累，避免急于追求应用转化。

　　坂口志文历时10余年验证调节性T细胞的存在，其间面临同行质疑。这提示我们，重大科学发现往往需要长期坚持。我们应保持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勇于挑战传统认知。

　　3位科学家通过遗传学手段发现Foxp3基因，并从免疫学角度验证其功能，三者的研究形成互补闭环。这提示现代医学难题往往需要多学科交叉突破。我们应主动打破学科壁垒，如结合遗传学、免疫学、生物信息学等技术手段，形成“基因—细胞—功能—疾病”的完整证据链，进而开展高水平的医学研究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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